古代人为什么不开荒

在“封建制生产关系”的古代社会，理论上说人少地多，“开荒”似乎不难，只要把荒地侍弄好，做个手里有粮的自耕农，甚至“喂马劈柴照顾家园”，这“田园诗”一般的生活，岂不比那些给地主家“扛活”的佃农自在？但遗憾的是，如此“美好生活”，基本是留在想象中，放在漫长古代史上，并不现实。

首先一个实打实的难题，就是古代农民“开荒种地”，那高昂的生产成本。且不论稻种农具等必要支出，就说最“刚需”的耕牛，那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中国人使用耕牛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。而且由于古代中国先进的铁农具装备，一两头使用中国曲辕犁的耕牛，就能完成同时期欧洲六至八头耕牛的工作量。但即使这样，对于古代中国农民来说，“养牛”的负担也绝不小。功夫巨星李连杰的经典作品《少林小子》里就有生动情节：两位力大无比的少林俗家弟子，带着一群半大小子玩命开荒种地，盼着攒够钱娶媳妇，可一年省吃俭用下来，也不过“攒了两条牛腿钱”。

而比起真实的历史，这剧情也毫不夸张：就以商品经济无比繁荣，“集约养殖”技术空前发达的宋代来说，虽然由于养殖业的进步，宋代耕牛产量大大提高，但“一牛马所费，当五人之食”，每天单是喂牛，就是不小的费用。南宋学者方万里也估算，南宋慈溪官府养八头牛，每头牛每月要吃掉一贯草料钱。到最后由于官府负担不起，以至于“牛存者一头”。这哪里是养牛，分明是“养大爷”。

养牛如此花钱，那买牛呢？还是以宋代为例，耕牛的“市场价”，也是随时代波动。以《宋会要》的记载，北宋初年一头耕牛的平均价格，大约是三贯钱。北宋中后期暴涨到十贯钱，南宋年间更涨得没边，长期保持在“四十贯钱一头牛”的“高价水平”。要知道，北宋初期的普通文官，月薪通常是十贯钱。宋仁宗年间的县令，月薪最高也就十五贯（还经常被克扣）。“买牛”这事儿，对于这类官宦家庭来说，也真不轻松。

官员“买牛”都不易，普通的农民“买牛”，当然更不易。“二十亩地一头牛”这愿望，放在古代好些时候，对于农民来说，真是一辈子的奢求。

比如在宋代，“租牛”就是农村生产里常见的现象：普通的佃户，都是“借人之牛，受人直土”。以苏轼的形容说，宋代许多大地主家庭，“名下”动辄有三五百佃农，靠租用主人家的耕牛来耕作。唐宋年间的自耕农们，也都是“稚田冬旱借牛耕”，那不用耕牛行不行？学者邢铁估算，宋代五口之家的佃户，全年口粮就需要40石，加上交租更要80石，全年产量上不去，一家老小就要饿肚子。这牛再金贵，也得租。

所以，放在中国历代“鼓励垦荒”的年月里，为鼓励农民垦荒积极性，统治者们也无不在耕牛方面做文章。比如三国时代的曹操，就下令官府用盐业利润收购耕牛，再借贷给北方农户。甚至战死的士兵家属，也可以享受“官给耕牛”的待遇。只这一条，就叫多少北方军民眼睛放光，精神抖擞给曹操卖命。

而到了明初全力恢复经济的年代里，“耕牛大派送”也成了常事。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，就曾四次拨出专款，购买耕牛分发给北方垦荒农民，每次都是数万头的规模。明成祖朱棣“合法登基”后，即位没一个月，就对山东河南的农民“以官牛给之”，在整个永乐年间，明王朝不但多次送牛，每次还命官府打造相关农具，一道“配套赠送”。